朱　云　鹏
	现任：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台湾综合研究院金融证券投资咨询委员会委员
	学历：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BRICs最早的由来，是高盛公司两位研究人员在前年十月一日发表的全球经济第九十九号报告，题目为「和BRICs一同织梦：迈向二０五０年之路」。这个报告在去年引发了各方的回响，还成为美国商业周刊等杂志的封面故事；现在似乎已经传到全世界，成为一个通行的看法。

报告特殊之处在于将四个新兴经济体放在一起，而后用统计的方法，推算未来五十年的国民所得，得到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包含新兴四经济体总国民所得将于二０二五年前达到六大工业国（美、日、英、德、法、义）的一半，而到了二０四０年，将超越这六国的总和，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了二０五０年，新兴四经济体均将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之列，且多数排名在美、日、英、德、法、义等现行工业大国之前。这种排名和代表每人生活水平的平均每人所得排名大异其趣，也就是说，美、日以及其它先进欧美诸国的每人生活水平还将是全球的前几名，但新兴四经济体由于人口众多，加起来的国民所得总额较高。

在产业方面，这些经济体的崛起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目前已经清晰可见的是在全球的商品市场，这一年多来原物料价格的飙涨便是明证。高盛后续的报告还指出下一个会感受金砖四国成长动力的，将是耐久消费财市场；中国大陆未来十年内汽车总数可望成长五倍，二十年内追上美国市场的规模，再十年印度也会迎头赶上。最后这四个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量也会有显著提升，到2020年BRICs占全球股票市场的比例将由现在的区区3.5%上升至约10%；如果它们选择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司财务体制，所占全球份额将会达到17%。

这些说法都很值得参考，而如果这四个经济体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展现的高成长率能持续，这些报告中所指出的预测也很可能都成为事实。不过，我们也必须警惕的是，毕竟这里有「如果」二字，所以未来是不是如通行的说法般，可以持续数十年，还是值得再思考与分析的。看台湾本身的情况就很清楚了；从五０到六０年代，连续二十年的成长，无法保证七０年代不受到景气下降的侵袭。八０年代晚期的台币升值和资产膨胀，一般都以为台湾将在九０年代步入低成长期，但电子产业的勃兴，出人意料地又造就了高成长率。同理，到了二０００年代，本来大家都以为经济成长会照九０年代的速度前进，实际上却碰上了不景气；甚至有人预测将进入中低成长率的新阶段。

所以，做预测最好要谦虚。这一点，在高盛的原始报告中已经说明了。该报告坦率指出：「很有可能我们所做的数字估计不会成真：有可能是不好的政策造成，也有可能是运气不好。」这句话照理应当可以防止各界对于报告的结论作「过度的解读」，但好像没发挥太大的作用。

为什么高盛的报告要谦虚？因为它所得到的结论是立基于若干假设之上的。在对未来数字的估计方面，报告采取的方法是「生产函数法」，也就是认定各经济体以美元表示的国内生产毛额是由劳动、资本、生产力提升和汇率变动四个因素所决定。然后，此报告假设在未来五十年：第一，新兴四经济体的投资额（资本增加额）占国民生产的比率大致能维持最近几年的水平，也就是巴西百分之十九，印度百分之二十二，俄罗斯百分之二十五，中国大陆在二０一０年前为百分之三十六，其后为百分之三十；第二，新兴四经济体生产力提升的速度，与其每人所得离美国水平的距离成反比，离美国水平愈远，成长率愈高，长期的「均衡」则趋于约每年百分之二；第三，新兴四经济体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之汇率将会随每人所得的增长而渐次升值，预计未来五十年约升值三倍，平均每年升百分之二点五。

该报告很明确的指出，这种结论要能成真，必须有大环境的配合，主要是新兴四经济体必须持续采行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包含政治上以经济发展为优先、控制通货膨胀、控制政府预算不出现过大的赤字、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较开放的态度、维护公共建设的质与量、持续改善教育。

当然，该报告还说即使没有百分之百达成预期，只要有相当程度能达到预期，所显示的大趋势依然存在，只是在时间上可能有落差而已；这也不无道理。只不过，如果太过抽象，只是画出一个大趋势，其价值就不会太大。要真正能让对于新兴四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估计，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恐怕不能不考虑到其政治与社会因素。

新兴四经济体内，属于选举体制的有巴西和印度，其发展过程显示，如果选举导致公共政策政治化，可能对于发展不利。在国大党于去年的选举赢回政权之前印度政府是由总理Atal Bihari Vajpeyi（中译瓦巴义）于九九年大选中胜利后联合二十五个政党组成的，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Indian People’s Party）是这个执政联盟中最大的一个政党，在野时长期以印度教的宗教诉求与狂热的民族主义为号召。

然而这样的特征并非一夕之间成型，而要从印度政治经济发展的脉络来理解。在印度获得政治独立后，尼赫鲁接替已逝的甘地成为国家领导人，从殖民母国英国接下了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与贫弱的经济。

为了进一步强化国家的力量，在英国遗留的良好基础上，尼赫鲁更提升了文官警察与军方所扮演的脚色。虽然国内的政治稳定因此而提升，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器正是尼赫与其它民族主义运动者所曾经激烈反对的。所以少数精英的优势地位，从民间部门榨取资源，着重政治秩序的维持等英国殖民统治时代的特色都原封不动的遗留下来。尼赫鲁于一九六七年逝世，国大领袖策略性的选择他的女儿Indira Gandhi作为继承人，一来她的身分有选举号召力，而且她应该是个易于操纵的魁儡。但是甘地夫人的表现却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她来回两次执政期间，分别成功地运用宗教性口号、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号召贫民的阶级意识带领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为了巩固桩脚，她还扩大政府支出，使得财政恶化，到了九一年（继承被刺的甘地之子拉吉夫甘地）Rao政府上台时无以为继，被迫向IMF求援，并在IMF的要求下推进自由化措施。同样地，她为了巩固势力，在晚期主要以宗教性的诉求来巩固政治支持，但是这样的作法却自己埋下失败的种子，国大党的执政权在九九年落入在宗教诉求上更为激进的印度人民党（BJP）手上。

所幸的是，早期的自由化已显示出若干成果，尤其在软件的成就，而且印度人民党在瓦巴义总理下，虽然还是喊Swadeshi（本土）政策，但在作法上改趋务实，持续地解除过度管制政策，使得经济能维持八０年晚期和九０年代初期以来的象样成长。去年国大党甘地夫人之媳桑尼亚意外选举获胜，并提名资深技术官僚担任总理，实施某种程度的「政经分离」，一年以来合作无间，是印度发展经济最好的时机。但是印度是否会就此步上高盛报告中所预测的高成长坦途，不论是从高层次的政治运作或是基层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都还有很大的障碍亟待克服。掌握行政大权的政府部门长期以来就是靠由为数甚多的政党组成联合整府来运作，去年新成立的执政联盟就有超过二十个党，使得政策的变动极为困难，要让每一个政党心甘情愿的留在政府内往往在财政上还必须付出可观的代价，因为有许多小党完全是靠者偏狭的地域、语言或是种姓制度下的阶级诉求来巩固政治支持，政治活动有可能退化为抢夺国家资源大饼的分赃游戏，如何把饼坐大则乏人闻问。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和印度政党版图上大型中道政党的力量持续衰落有关；甘地夫人长期领导国大党期间，强调个人色彩的动员式领导风格对于政党支持做了一定程度的消耗；目前桑妮亚积极的想要回覆国大党在政坛上的主导地位，甚至不惜在最近的地方性选举中为了力挺国大党候选人，而和执政联盟内的其它政党对抗，成效如何尚待观察。根据一份印度本地的资料显示，在去年国会大选获胜的新科议员中，近四分之一有可能因刑事案件遭到起诉。这些面临司法制裁的议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背景上是属于低教育程度但是却拥有可观的财力，因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当初政党提名他们的动机是想透过运用他们的财富与地方的关系来赢得选举。这样的手段在印度许多省份的选举仍占主导地位，也和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脱不了关系：目前依然有35%的印度人口靠不到一美元过活，高达两千一百多万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五岁以下的儿童有大概47%体重过轻；更惊人的是印度女性的识字率仅有45%。

此外，落后的工业发展造成印度乡村的广大剩余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政府统计资料显示，撇开因为制造业定义改变带来部分数据归类上的变动不谈，印度制造业在二００二年雇用的人数竟然比一九九一年的六千三百万还少一百万。因此，如何克服不足的国内投资（印度在九０年代投资占GDP的比率平均为22%－23%）、薄弱的基础建设、扩展初等教育、更大幅度松绑管制与僵化的劳动法规以鼓励外资进入，都是制造业能否发展的重要关键。另外即将于四月一号实行的第四次加值税改革更是值得密切注意的重点，若能顺利推行，政府便能够加速降低占税收六分之一的进口关税税率，对于促进国内制造业竞争与提升生产力将有可观的贡献。

巴西过去的「成功经验」更为短暂。在八五年民主化之前政治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类似阿根廷的民粹主义者和包含地主、军方的右派势力间争夺掌控国家政策方向的历史，然而不论是那一方当政为了透过高度经济成长提升执政合法性都使总体经济经常性的处于危机状态，避免进一步失控的多次稳定经济方案也因为各种社会势力的反弹而功败垂成。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通膨陈园却因为八五年民主化后上台的新政府在推行经济政策时参杂过多政治考量而雪上加霜。九０年的大选由以宣称能迅速终结通膨与铲除腐败官僚的柯乐当选总统，上任后着手若干自由化改革，包括国营企业私有化、去管制化与开放贸易与投资，但是无力扭转长期以来为了讨好选民所采取的预算赤字政策，导致通货膨胀依旧，且在九二年因贪污案被弹劾下台。其后先任财长后当选总统的卡多索，曾经成功地控制过通货膨胀，后来还是阻止不了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上扬；政府依靠中短期借贷来融通赤字，引发恐慌性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影响一般大众的生计，引发对政府严重的不满情绪，使得鲁拉以其贫民出身在二００二年获得了群众的追随而登上总统宝座。鲁拉上台后，出乎多数人意料，没有采取激情左派措施，反而更坚定地推动改革，使得巴西通膨获得控制，经济蒸蒸日上，所以目前确实是处于乐观。

不过，巴西的外债仍高，所得分配极为不均，税制仍然复杂扭曲与落后。目前的情势会持续下去，还是昙花一现，取决于两个改革的重点是否能够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第一，财政改革的深化：鲁拉政府在过去两年的努下，财政状况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善，过去由赤字引发的总体经济失控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他也成功地解除了金融界的信心危机，但是目前政府维持财政平衡的主要方法为增加岁入以及压缩公共投资，带来两个影响经济运作的隐忧，一个是巴西税收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将近35%，几乎是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相近，高税负不仅对成长不利，同时还会驱使劳动市场的非正式部门扩大。而公共投资的停滞不前导致维持中长期经济成长所必须的基础建设缺乏资金来源。此外，援引宪法条款限定预算的用途以及订定特支出的下限金额都限制了预算运用的弹性空间。政府部门公务员的社会保险改革也远远落后私部门改革的速度，相当程度加重了国库的负担。总的来说，巴西政府必须对预算中占支出比例最重的项目进行彻底的检讨，调整目前的运用方向才能强化其使用效益，同时也要考虑逐步的改革税制，将税收的主要来源从间接税转变成直接税。

第二，提升社会福利方案的成效：目前巴西政府的一般性社会支出，包括教育、卫生、住屋、社会安全与救助与失业保险等已经占了GDP的四分之一，和国民所得水平相仿的国家相比，这个比例已经太高，有监于此，观察的重点应该放在政府是否能设法提高这些方案执行上的效益，真正发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减轻惊人的贫富差距。

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都源自共产政权，各有各的问题与挑战，当然也有庞大的机会。俄罗斯的机会在于资源庞大、持续走向市场经济、但是近来政治面的变化对渐有起色的经济发展投下未知的阴影。总统普丁在克林姆林宫内势力庞大，一心恢复国家权利，巩固安全单位势力，而且在军、警、情治背景幕僚支持下，开始对威胁到他权力的工商界寡头开刀。指标性事件为Yukos石油公司大亨Khodorkovsky因为诈欺与逃税的指控遭逮捕入狱，并受胁迫必须交出公司经营权给国营的石油公司。普丁以铁腕手法对付以不公平手段在私有化过程中获益甚多的寡头固然赢得了大众的支持，但是从Yukos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克里姆林宫决心要在最重要的能源工业与经济运作中扮演强势的脚色，对于透过经营媒体等方法壮大政治势力的工商大亨更是毫不手软。未来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会不会受到克林姆林宫内宰制欲望日盛的军警情治集团步步进逼，将会是俄罗斯发展的最大挑战。

中国大陆的机会在于官僚素质改善、发展导向明显、推动基本建设、扩大高等教育；风险在于信息不够透明、金融风险仍在、所得分配趋于不均。另外，一方面农村还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存在，一方面沿海省分已经在讲「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了。事实上，大陆民间企业家处在国营事业与外资企业两面夹击的环境中，十分地艰辛；有些人只好着重和高层培养关系以换取特殊性政策优惠，而未重视和同业建立水平的连接。以出口的密集度来看，还是以低技术、高劳力密集的产品为主，距离真正的经济科技强权尚有一大段长路要走。

这些并非否定高盛报告的价值，只是把该报告隐含的假设，以更露骨的方式展现出来。无人会怀疑，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于全球经济上居主要地位的整体「第三世界国家」，会在两个世纪的痛苦打转后，以其人口优势，回到主要地位；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做个别经济体的预测时，仍然不能不步步为营。我们当然希望BRICs会是一块金砖，而且能带领所有发展程度和他们相当或更落后的国家，一起向前发展。我们的台商在全球的布局，就和新兴四经济体所吸纳的其它外资一样，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未来，还是要看各国政治情势的发展，能不能容许此种由贸易与投资带动的经济动能，继续自由地发挥出力量。